在日语里，有一个汉字词汇“世间”，意指“世人、交际的范围”。日本学者阿部谨对日本社会的“世间”问题进行过专门论述。阿部认为，决定日本人的行为特点的不是像基督教的那样的律法，也不是中国儒家社会的伦理道德，而是“世间”的规则。
　　日本上智大学教授克拉克曾举例：在日本，某个偏僻路口，就算是在深夜，行人也会站在路旁静等绿灯，而不会闯红灯。是日本人天生没有闯红灯的冲动吗？克拉克说，那是因为日本人十分在意旁人的看法，如因闯红灯而被指责，将是非常“难堪”的事情。中国人到日本，坐一次电车的话，就会发现日本的衣着色调非常简单，很少鲜艳颜色。并非日本人不爱美，而是如果穿着艳丽“乍眼”，会“自觉”可能被人说闲话。当年麦克阿瑟在离开日本的时候，就曾感叹“日本人的心理年龄仅有12岁”。
　　这种局限于较小社会范围的“世间他律”意识是很多日本人行为特点的本原。中国儒家文化强调“慎独”，也就说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守伦理道德规范。而日本却往往不这样。日本有一句谚语叫“出门在外，不怕见怪”，也就是说旅途中的丑事，不当回事。儒家文化强调在所有时间空间均适用的普遍伦理。而“世间文化”却强调“在某一特定空间，特定时间的伦理规范”。
　　在“世间”内，日本人遵守“世间”的规范。但到国外，许多日本人行为水准却和国内有极大差别。
　　因为注重“世间”，日本人往往也“重内而不重外”，日本学者佐藤直树在其《世间的现象学》一书中提到：前些年，日本一家工厂发生爆炸，许多伤者在路边都得不到迅速救治，而得到迅速救治的，大多是因为其亲属同事能够及时赶到现场。日本人往往不喜欢“管闲事”，因此见义勇为的行为也不多。
　　在器官移植问题上，同样能窥见这种局限“世间”、“重内而不重外”社会文化特征，在日本，虽然移植技术很高，但极少有人在死后愿意将器官捐献出来，器官移植也大多在亲属之间进行，因为自己的器官“只能给亲人不给外人”。
　　这种“重内不重外”思想在战犯问题上也有体现。
　　日本舆论通常强调“战犯让日本陷入战争，使日本人陷入苦难”，而对他们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却强调不够。
　　这种以“世间”规范代替普遍伦理道德的倾向，是导致不少日本人历史认识“模糊不清”，甚至对受害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正义立场持排斥态度的重要原因。